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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国国旗下的中国哨兵

2001-02-08 来源:文摘报  我有话说

伴随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隆隆礼炮声,1949年10月2日,当时的苏联政府第一个宣布承认新中国并与我建立外交关系,苏联驻华大使馆也成为新中国建立后第一家外国驻华大使馆。1950年12月,新中国的缔造者们正式颁发命令,组建共和国外国使馆警卫部队。

从此,北京的街头,便有一队队新型的使馆警卫哨兵,他们身穿白制服、斜背盒子枪、骑着摩托车,精神抖擞地走到了开馆不久的苏联、波兰等12个国家驻华使馆门前,来这里担负使馆警卫任务。

第一章“我代表中国”

1985年的早春三月,本来干燥多风的北京,淅淅沥沥地下起了春雨。日本驻华使馆门前的哨位上,哨兵吴常礼如雕像一般笔挺地站立着,雨水淋湿了他的警帽,淋湿了他的呢子大衣,经风一吹,冻得他透骨凉。小吴知道,日本首相就要来了,中曾根就要从自己的眼前通过。

“把胸膛挺起来,把腰杆直起来,把一个完美的礼兵形象赠给外宾。”他心中一直这么想。10时30分,首相乘坐的轿车缓缓进入使馆,中曾根早已看到威严挺拔的中国礼兵,哨兵的身上湿透了,但依然一丝不苟地向轿车转体、敬礼,首相礼貌地示意司机,鸣笛以示敬意。

轿车停稳后,中曾根首相嘱咐中文秘书给执勤哨兵一份馈赠。那位秘书拿了一个装有上千美元的信封直奔吴常礼。“谢谢首相的奖赏,这是我应该履行的职责。”吴常礼礼貌地说。

这就是中国形象。每一个站在使馆区哨位上的官兵都会自豪地说:“我代表中国。”然而,很少有人知道,在塑造外使警卫战士形象的历程中,官兵们确有一段不平凡的经历。

那是外使警卫部队刚刚组建的日子,战士们穿的棉布单衣正如新生的共和国,清新中透着古朴,尤其一些同志的军装上缝有明显的大块补丁,与西方外交官绅士般的华贵服饰形成明显反差。

乍暖还寒的三月天,威武高大的排长马思良站在西方某使馆前的哨位上,他的双眸炯炯有神,端庄威严。这时,一位身着华丽服装的外交官夫人闲步户外,手挽一根细绳,绳子的另一端系着一只宠物狗。

外交官太太手牵宠物走出警戒线的刹那间,那只蹦蹦跳跳的小狗蹿到了战士的脚前,它的小尾巴一摇一摇地扑打着战士的裤腿。那位太太脸上顿时露出了不悦的神色,她一把拉过小狗,抱在怀里,随即从包内取出一块洁净的手帕反复擦拭小狗的尾巴。悄然间发生的一幕,刺伤了马思良的自尊心。要是在别处,他肯定要与这位阔太太争论个高低。可这是在使馆,于是,他极不情愿地忍耐了。

“狗尾巴事件”引起了战友的忿忿不平,他们有的蹦高骂娘,有的叹息不语。尽管如此,宽宏大度的外使官兵不仅没有理会那位西方太太的无礼,相反却想到了另一层意思:作为第二国境线上的哨兵,除了具有良好的气质、军姿,还要讲究装束,有一个像模像样的仪表。于是,他们试着用开水倒满茶缸熨自己的粗布衣裤。直到80年代初,一茬茬外使警卫战士不厌其烦地一遍遍重复这个最原始的动作。

第二章“我就是界碑”

1999年5月8日,国人不会忘记这个日子。这天早晨,巴尔干半岛罪恶的爆炸声,摧毁了我驻南联盟使馆的馆舍并夺去了3名中国人的生命。消息传来,愤怒抗议美国为首的北约暴行的浪潮席卷大江南北。人们不约而同地来到了美国驻华使(领)馆。

哨兵马奇辉是美国使馆正门哨,他站哨时间不长,便有人聚集起来冲着使馆呼喊,接着,人群从四面八方陆续汇聚到这里。接到电话通知他才知道:以美国为首的北约轰炸了我驻南使馆。根据《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规定,使馆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呀!他转身望望使馆窗影上晃动的人头,“你美国人太霸道了!”马奇辉真的生气了,如果不是穿着这身警服,自己也一定要加入抗议者的行列,可职责要求身后的目标决不能被突破。他心里太憋气,太窝火了。这时,有人高喊:“你们武警为什么不帮中国人?你们为什么还保护美国鬼子?”小马的脸涨红了,他迅速在心中组织了几句回应的话,但这决不是辩解。他扯起嗓子答道:“同学们,同志们,父老乡亲们,我们要争取外交上的主动权,如果美国在我们这里的使馆被砸毁的话,我们国家在谈判桌上就会被动。你们的爱国热情是可以理解的……”

一遍遍的解释、一遍遍的开导,小马口干、舌燥、嗓子冒烟,而这时瞬息万变的局面使他和战友们难于应付。他想小便,可那场面不允许他撤离,他只好强忍着,小肚子被憋得鼓胀。那一天,他与战友们在哨位上一直坚持了20多个小时……

外使警卫战士常讲一句话:国际上吹起一阵风,使馆区就会掀起一层浪。由于国际公约中使领馆不受侵犯的原则,使馆门前的警戒线成了“第二条国境线”,官兵们懂得:在这样的敏感地带执行任务,不允许有半点差错。

“我就是界碑”,这是外使警卫官兵心中的口号。

提到“界碑”,不能不忆及一个英雄的名字。这一天,成为使馆警卫部队一个永恒的祭日:1976年4月29日。

临近五一,北京街头已经悬挂上了大红灯笼。中午12时许,位于东直门内的前苏联使馆如往常一样,沉浸在一片宁静之中。领班员李登贵沿着长长的围墙巡视着,再过10分钟他就要下哨了。

快走到正门哨时,一名中年男子的行踪闯入李登贵的视线。他看到:中年男子左肩上搭着一件雨衣,右肩上背着一个黄色旅行包,正行色异常地朝使馆靠近。当该人从使馆西侧的马路边直闯过来,距使馆大门仅10余米时,他从兜里拿出火柴擦着了。

那人并不是点烟,而是点燃了旅行包里的一根导火索。

这一切没有逃过李登贵警惕的目光。

他快步迎上去喝问:“你要干什么?使馆重地,不得闯入!”

“我这里有炸药,快让开,不然就炸死你!”

李登贯这时已闻到了死亡的味道。如果躲开,炸药包在使馆里炸响,那将造成何等的国际影响!

李登贵直扑而上,一下抱住了歹徒,哨兵祁国兴看到李登贵与来人厮打在一起,猛扑上来。

仅仅几秒钟,一声巨响震破了使馆门前的平静。歹徒血肉横飞,李登贵壮烈牺牲,祁国兴身负重伤。

两位年轻的警卫战士用生命用鲜血制止了这起由精神病患者制造的事端,保护了使馆的安全。

第三章“我是友谊使者”

1999年12月中旬,一位长相与中国人十分相似的韩国小女孩独自逛街,走着走着,女孩子迷失了方向。到底还是个孩子,她走到印尼使馆门前,又累又饿,抓住岗台上正在站哨的哨兵,哭泣起来。接到报告,中队长范厚伟跑来看她,小女孩边哭边说,她讲的是韩国话,小范听不懂。

“你从哪里来?到哪里去?”

“北京的家在哪里?”

“你需要喝水,需要吃东西吗?”

中队长比画着,询问了半天,可双方谁也听不懂对方的话。语言不通,又没有翻译,这可难住了范厚伟。哨兵将小女孩带到休息室。范中队长想来想去,最后想出了一个妙招儿:他取出笔,拿出一张白纸,请小女孩在纸上画图。

这一招儿果然灵验,小女孩先慢慢画了一个香蕉图形,接着又描出一个面包、一个盒饭,然后停住笔指指嘴巴,又指指肚子。明白了女孩的意图,范厚伟立刻电话通知了中队司务长易强。

没过多久,几样食物一一送到了小女孩手里。水足饭饱之后,范中队长料想其父母早已急坏了,决定让司务长将小女孩直接送往东直门外派出所,在民警协助下,与孩子的家人取得了联系。

去年5月下旬,天色已晚,已热闹了一天的美使馆二办正门前的小街渐渐沉寂下来。就在此时,一位着病号服的老人独自走来。哨兵李金远正欲发问,来者倒先开了口:“警官先生,我是美籍华人,正在北京一家医院看病……”话没说完,老者晃了几晃扑通栽倒在地。小李一个箭步从岗台上跳下来,老人口吐白沫,气息奄奄。闻声赶来的带班干部雷文勇见老者呼吸困难,将他背在身上,小雷和战友们伸手拦住一辆出租车,直奔协和医院。老人终于得救了。

第四章“我心也有情”

2000年5月的一天,战士周振国在摩洛哥驻华使馆上哨。静静站在哨位上,小周的脑子又想起了昨夜的梦。昨晚,他梦见父亲来到了北京。父母身体好吗?家乡的春耕完了吗?他的脑子里不断幻化出梦中的情景。看着小周在出神,负责领班的指导员王海宁判断其定有心事。哨兵在哨位上出现“空壳”现象,是执勤站岗的大忌。他于是提醒了小周。

调整思维,调整警姿,调整站位。小周有意识地向四周观察以免走神。突然,一个佝偻着背的老人出现在使馆对面的树荫下。父亲?小周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是梦境?是心绪太重了?他试图证实眼睛花了,可父亲确实就在对面。于是,他的眸子便不由自主地一直盯在那里。多么熟悉的面孔,那目光和善又亲切。

他想喊,想打招呼。可转念一想:不行,我正在执勤,等下哨以后再陪父亲回营区吧。

父亲也在抬眼望这边。他觉得站岗的儿子既熟悉又陌生。“这个娃儿咋不认识老爹了?”父子相见,咫尺天涯。一老一少就这么隔街相望。小周的泪花禁不住涌出眼眶。

领班员王海宁不知其中有故,问道:“小周,你的眼睛飞进蚊虫啦?”“没有,我看见老爹蹲在对面……”王海宁望去,发现一位老人正怔怔地看着哨位。

……

担负日本驻华使馆警卫的战士杨立军是爷爷的宝贝孙子。

一次,杨立军站礼兵哨。孰料,就在车队迎面驶来时,一只可恶的毒蜂突然袭击了他。执勤结束,被毒蜂“亲吻”过的脖颈又红又肿。

杨立军被蜂蜇的消息很快地传到了家里,爷爷一听,胡子翘得老高,在电话里和孙子一番对话:

“立军啊,你是在哪儿放哨被毒蜂蜇的?”爷爷问。

“日本使馆。”小杨不经意地回答。

“哪儿?”爷爷几乎不敢相信,“咋?你给日本人站岗放哨?”爷爷再问,“呸,你个孬种!你没赶上打日本人,反倒给日本鬼子站岗放哨啦。”老人的情绪一下子激动起来。

杨立军心里格登一下子明白了:“坏菜,这下可真捅了爷爷的蚂蜂窝啦。”原来,立军的奶奶和两个姑姑,在几十年前都被侵华日军杀害了。爷爷由于外出讨饭幸免于难。当他返回村子时,草房子没了,媳妇和两个女儿死了。打那天起,爷爷就恨透了日本鬼子。其实,杨立军当初被分配到日本使馆警卫中队后,就给爷爷打了埋伏,没有具体告诉他在哪儿站哨。这下露馅了。

爷爷的心碎了。养了这么大个孙子,送到北京,实指望保卫首都保卫党中央,没想到冤家路窄,白白送到了日本人手里。

“替仇人出力流汗,罪过呀,罪过,你奶奶和姑姑们的在天之灵不安啊!”听着老人的话,小杨流泪了,战友们落泪了。官兵们理解老人的心。那是上几代人无法忘却的噩梦啊。

后来爷爷来了,杨立军带着老人来到了日本使馆正门前的哨位。爷爷没有细看哨位,而是抬头盯着日本国旗连连叹息。“爷爷,咱家的仇恨我永远记在心里,可我现在是一名保卫使馆安全的外使战士。站在这里,我的一举一动都代表着中国人的尊严和形象。这是外交上的要求,也是为国争光啊!”

爷爷感觉孙子讲的也有一定道理,但自己怎么也理不出个究竟。国家的事,总有他的道理啊!“小军啊,如果你能调个单位就不要为日本人站岗了,如果调不走呢,就站出点神气来,让他们日本人看看,我们中国人是有种的。”

爷爷就这样带着复杂的心情走了。

……

使馆哨位连着国际风云,连着警卫战士的荣辱。哨位上的故事有爱有恨,有惊有险,同时也有哨兵与哨位割舍不断的生命之缘。(《中国武警》2001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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